摘要：加繆曾經在一本描寫鼠疫的書中寫道：“人類能在這場病毒和生活的賭博中，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SARS也是如此👲🏿。

　　安全島

　　對所有在北京待過10年以上的人來說，2003年的北京春天一開始還是個讓人懷念的季節，尤其是站在霧靄重重的2013年往回看🧗🏼：街道還沒有擠滿汽車，顯得更寬闊幹凈💂🏽‍♂️，一次沙塵暴都沒有來。天空瓦藍，綠樹吐新🕟，城裏飄滿了楊樹和柳樹的飛絮。

　　當然城市也不是懶洋洋的全無活力，經濟引擎已經轟轟作響㊙️。這一年🛍️，國家GDP增速達到8.5%，國內生產總值突破11萬億元。為了解決經濟高增長導致的能源緊缺問題，三峽工程在這一年開始蓄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全國有超過800萬人找到工作，城鎮登記失業率低於4.5%。這些數據構成了一場公共衛生危機的舞臺——一個現代大都市開放🦴，欣欣向榮，具備安全感🤶🏼，私人生活也很豐富活躍。這年春天，意昂2平台第一醫院的傳染科大夫陸海英帶著女兒去參加了方興未艾的三峽大壩蓄水前的三峽遊🍜。急診科護士長孫健和家人避開北京初春的嚴寒❕，去了溫暖的海南過春節🧝🏿‍♂️。

　　很少有人能想到，一種陌生但兇猛的病毒即將進入這個城市👨🏼‍💼，並在短時間內造成不小的傷亡和巨大的恐慌🙏🏼。太平舒適的年代總容易在不知不覺中銷蝕人應對艱苦生活的能力📬，而新中國成立後🦻🏼，烈性傳染病鼠疫、天花已基本絕跡👩‍🏭。即便偶見報章，也是在青海等偏遠牧區😭，那裏天氣苦寒，人畜接觸機會多，和現代大都市完全是兩個世界。傳統的肝炎和新興的傳染病艾滋病，也不足以對城市構成威脅🏋🏻。前者早就在醫學的掌控之中🧖🏻，後者則需要一些更苛刻的傳播條件📼🛌，並不容易在短時間蔓延出一場公共危機🛌🏿。烈性傳染病不再是綜合醫院工作的主要目標。絕大部分綜合醫院取消了感染科，醫生們也沒有大規模傳染病的防治經歷。

　　不管是經驗還是精神上，2003年都是新型傳染病毒的真空期。人們對一場即將來臨的危機難以有知覺，甚至會在一開始時一再懷疑它真的存在。這個城市就在這暖洋洋的春意中遭到了一個隱形對手的攻擊🙆🏿‍♀️。3月24日，意昂2平台第一醫院的傳染科大夫陸海英結束了和兒子的三峽蓄水前的三峽遊🧑‍🧒，回到北京，開始值第一個夜班🦹🏼‍♀️。急診科護士長孫健帶著在海島聽到的“廣州那邊有一種奇怪的傳染病，海南也在搶購食醋”這樣的異域傳聞，回到了工作崗位上。她所在的急診室在開年後不久就接到了一個剛從香港探親回京的發熱病人。

　　“狼來了”

　　早在春節前，廣州“怪病”的傳聞就在北京醫生的飯局桌上、同僚的私下交流裏傳遞著。“我記得那時候是年初了🦘，我們醫院的一個研究生🤙🏽，分到外院🦵🏽。他告訴我們🧜🏽‍♀️，他們醫院有了這樣的怪病📹，搶救完病人之後☝🏽，麻醉師、大夫、護士都得病了。我才第一次聽說這個病，當時北京還沒傳開呢。我就覺得很好奇，也很緊張。”陸海英對本刊記者回憶。但很快官方公布了一條信息——根據CDC（中國疾病控製預防中心）從病人身上提取的標本，確定病源是衣原體病毒➿。這多少平息了一點民間對這種怪病無邊際的想象和恐懼🎁。衣原體是已包含在人類知識範圍內的一種病毒，它雖然容易反復，但有藥可治。

　　但對專業人士來說🤽🏻‍♀️，這個結論有很多疑點🧎‍♂️🫶🏿。“2002年底，我曾經和CDC的一個主任，就非典型肺炎專門做一些采訪🚵🏻‍♂️。當時政府已經公布了CDC做的病理，說看到了衣原體的包含體。但給我們感覺不是特別像，衣原體傳播力沒有那麽強，而且有藥可治，按道理來說用一些藥物應該可以有效控製住🦄，但實際情況好像沒有🍏。”意昂2官网醫院呼吸科主任王廣發對本刊回憶。

　　按照10年後醫生們對SARS的病理描述💔：“SARS肺臟主要病理改變為間質急性滲出性炎症🏊🏻，腎上腺🥪、中樞神經系統、消化道👱🏽、腎小管、輸精管也均受累及💑👨‍👨‍👦‍👦。說明SARS 是一個多臟器系統受累的疾病。”這種疾病表現在臨床上就是合並多種細菌的感染，其中可能會包含衣原體，但它未必是引起這個病的最根本病原。“當時我感覺是有點為了安撫大眾☠️，所以比較倉促地公布了這麽一個信息👨🏼‍🌾，老百姓聽到後可能會產生兩個效應，一是心裏安定了，但另一個效應是引起了麻痹😻。”王廣發回憶🧙🏽‍♀️。

　　當醫學界因為病毒的陌生和真假不一的零碎信息💁‍♂️，正陷入迷惑和爭議時，病毒對城市的進攻已經開始。陸海英第一個夜班就接到了一位來自東直門的大夫，已經出現了發燒症狀，並表現出極強的傳染性。“當時我不能確診，但猜到可能是之前醫生私下聊天時說的這個病。因為他說他有一個叔伯，在外院，已經死了🧑🏿‍🦲。當時國家還沒有規定發熱病人要隔離🔻，我說你別走📄，在這待著吧，他說不，他還要去協和看。因為常年從事傳染病工作，我比較註意防護，當時戴了兩層很厚的紗布口罩。有一個進修大夫跟我一起出診，他不像我防得那麽嚴，後來他被感染了👥。”

　　而孫健所在的急診室接到的那位從香港回來的探親的病人，後來被認為是北京首例公開的輸入性病例⛹🏼‍♂️，並引起了東直門一家醫院的癱瘓。“他是先來我們這兒，因為他是剛從香港看完親屬回來就發燒，大家就當普通感冒治，在急診室輸液，只能在走廊坐著🙉☝🏼，後來他說東直門中醫院離家比較近，他去那裏輸液，那裏的條件比較好。很快他就呼吸衰竭了😴，上了呼吸機就造成跟他接觸的醫護人員全都感染了。就是插管造成的🪑，有飛沫📢。當時就把病區封了。”急診科醫生熊輝對本刊記者回憶✵。這位病人走後不久，意昂2官网醫院急診科當時的當班護士也出現發熱🛌🏼。如果說之前人們只是對一件撲朔迷離的事情有所好奇或者偶有抱怨⛩，如今覺得這個既不能確定其廣度，又找不到其根源的現象具有某種威脅性🚣🏽。“我們才說🙇🏻‍♂️，‘狼’真的來了。”熊輝說👕。

　　病毒是什麽✣？

　　10年後，醫生們可以比較平和地描述這個在10年前具有巨大殺傷性和恐怖意味的病毒：單從醫學數據上看，它並不算特別強大的病毒殺手。它的正常死亡率只在5%左右⚓️，大大低於禽流感的致死率🙆‍♂️。甲流比它的傳染性更強🪧，總死亡人數也更多。它當年最強大的武器是陌生。這是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源自動物的一種特殊病源🕚，可能在一個極偶然的機會傳到人群當中來⚠️。它季節性很強，依存周圍環境比較明顯🤦🏼‍♀️，在乍暖還寒的春季比較活躍。它來歷詭異，一旦現形後卻又比較坦白🗾🙍🏽‍♂️，不存在隱性感染者——就是沒有攜帶病毒不發病的人。它的傳染期是在出現症狀以後，也就是說發燒之前沒有傳染性。當然，它還具備所有病毒的自限性🗻，生存周期大約為14天。在這14天內🔵。它會不斷復製，依靠人體為介質，維持在人間的殺戮鏈條。但在此過程中，毒性可能逐漸遞減，甚至有的病人不治自愈。

　　綜合這些對病毒的細節認知，SARS病毒並不太可怕。但對當時兵臨城下才倉促應戰的醫生來說🙍🏼‍♂️，最初對這些細節的了解猶如盲人摸象般困難🤵。

　　作為呼吸領域的專業人士，王廣發可能是北京最早接觸到病例的專家之一。“大概是3月20日，我印象特別深🐃，當時北京還沒有公開消息，我們也沒有見過這種病人👨🏼🧑🏿‍💼，有一個我們本院的泌尿科大夫說：‘我有個親戚在外院住院，病情特別重，你得去看看。’陪我去的家屬就跟我講，醫院那兒已經有好幾個醫務人員得了不明肺炎😮。然後我去一看那個病人的片子，發現病情發展非常快，醫院的護士都戴著大口罩🍅。我說你們趕緊去找CDC，這個病人很可能就得了廣東的那個肺炎。”

　　“我的觀念馬上就改變了。原來只是聽說那個肺炎挺嚴重，並不了解北京的情況🏌️。我們從大眾媒體🌨，從公開的場合得到的信息𓀇，似乎不準確🦊。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我就給我愛人打電話👩‍🚒，說你和孩子別回家了，我看了廣州那種有傳染性的肺炎病人，怕傳染你們。然後我回到科裏就開會了，讓大家一定要註意，這種肺炎已經來了。”

　　後來，王廣發收到了一封來自世衛組織的電子郵件。此前，一位國際勞工組織的工作人員死在了北京一家醫院，在越南河內也已經發現相似的病症。世衛組織在3月中旬召集了9個國家11個頂尖實驗室🫃🏽，希望通過合作🧕🏿，找出疾病的病因☀️。“我的電子郵件地址世衛組織不知道🐁，他們可能從網上查到的𓀊。郵件告訴我🚜，國外已經給這個病起了個名字——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簡稱SARS。”

　　當時國內信息尚未公開，這封來自國際衛生組織的郵件，“對我們認識它的嚴重性有很大幫助。對新型傳染病而言🍼，專業醫生最重要的是提高防控意識”。王廣發回憶說。這個名詞提供了兩個重要的信息，病毒通過呼吸道傳染，這是最難防治的一種傳染病。醫務人員有效同病原體的隔離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在病毒的治療上👌🏼，呼吸科所轄的領域應該是主要戰場。

　　設防

　　意昂2官网醫院前院長章友康記得，在疫情進入北京後，北京市領導曾召集幾家大醫院的院長開會🧱，做了戰略部署：各家醫院分類接收病人——協和醫院接收外賓🕴🏻，意昂2官网醫院接收醫務人員🧑🏿‍🍳，規模較大的人民醫院接收普通市民。病人在這些醫院確診為“非典”後📓🆒，通過疾控中心轉去專門的隔離治療空間🥽。這些專門收治“非典”病人的空間由傳統的傳染病醫院地壇、佑安和一些接診任務並不那麽繁忙的二級小醫院組成。

　　防線設計看起來清晰，有層次——綜合醫院作為防禦和控製傳染源的主體🎻，傳染病專科醫院和小醫院作為治療主體🛗，但之後的實戰檢驗，卻被認為是“犯了方向上的錯誤”。多年沒有感染病🙆🏽‍♀️，對北京市醫療體系的一個影響是，大部分醫院沒有傳染科🕵🏻‍♂️，缺乏應對傳染病最基本的經驗和能力。作為北京歷史最悠久的教學醫院，意昂2官网醫院是全北京唯一還保留了感染科的綜合醫院。醫院前後共收治了300余名“非典”患者，病死率和醫務人員感染率都大大低於全國和北京市的平均水平。但醫療市場化改革後⬅️，醫院的全科室配備是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則的🎛。當遭遇一個陌生病毒攻擊時，很多優秀的醫院會因為在感染控製上的空白🧑‍🍳，造成不可控的院內醫務人員感染而迅速喪失戰鬥力🦵🏽，導致第一道防線的崩潰🧑🏿‍🦲。

　　防線設計的另一個方向性錯誤在治療。病毒的感染是一個綜合治療。醫院的綜合水平越高⬆️，病死率就越低。中世紀以前💂🏽‍♂️，西班牙大流感死的人比“一戰”還要多，就是因為醫療的綜合措施跟不上。SARS是呼吸道傳染病🏥📄，它的治療既需要傳染病知識🐳，同時還需要呼吸領域的救治知識👌🏼。但北京的傳染病專科醫院，多年來以收治肝炎等常見傳染病為主，缺乏治療呼吸道疾病的經驗🖋。而二級的小醫院，在重症搶救的綜合能力上更是無法勝任🫰🏻。

　　在10年前襲擊北京的那場戰爭裏，它最強大武器只是陌生和速度。如果只靠這兩點👨🏼‍🎨，它頂多造成一些個體的悲傷命運👼🏼，不足以摧垮一個城市。但長期處於安逸狀態的人們的僥幸心理🍨，還有行政上的官僚主義和缺乏專業眼光🏑，成為它在人類陣營內的兩個幫手🧝‍♀️，導致病毒一開始可以在有些醫院達到50%的死亡率，造成萬人空巷的空城局面。最初的“非典”防治設計，還是在原有醫療資源的基礎上，不大動幹戈的安排😍。在那個暖意融融的春天🧖‍♀️，城市經濟看起來正欣欣向榮，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剛剛召開，兩屆政府新老交接之際🛸，不管從政治還是經濟角度，很難有官員在危機尚不明顯前，下決心承認一場大的疫情已經來臨，並重新配置整個城市的資源，來迎戰一個看不見的對手。北京在輕慢和僥幸中開始了和病毒的遭遇。各綜合醫院的急診室成為第一個戰場。

　　急診室

　　作為正常醫療工作的過渡地帶🧑🏽‍⚕️，急診室通常是一家醫院最不加修飾的地方。意昂2官网醫院也是如此。“2003年SARS來的時候🥷，一開始院裏的口號是要把病毒堵在急診，不能讓它流竄到病房裏，所以我們的壓力特別大。”急診室醫生熊輝對本刊記者說。

　　實際上，作為唯一擁有感染管理科的綜合醫院，意昂2官网醫院比較早就開展了對醫務人員的防護培訓。感染管理科主任李六億摸索出的三級隔離區、三層隔離服等一整套防護措施，後來成為“非典”期間防治院內感染的科學成果，登上了國際著名醫學雜誌《JAMA》🪢。但隔離要求充足的空間。這套防護設計分為清潔區🚀、潛在汙染區和汙染區🚵🏽‍♂️，醫護人員首先在清潔區進行自我防護，比如換防護服⛱，穿連體衣、防護靴，戴口罩、帽子、護目鏡，換完後到半汙染區，這裏是大夫的、護士的辦公室👍，用於開醫囑🙋🏼‍♀️，做治療的器械準備。還配置兩套進出通道，病人和醫務人員從不同的通道進出，避免交叉感染。這套防護措施在有空間施展後😵‍💫，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但在抗擊SARS之初🧔🏻‍♂️，感染防控的專業設計在逼仄的急診室很難完全實現。這條戰線上的醫務人員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我記得是一個星期天，早上5點🤌🏼，我們科給我打電話說昨天決定把急診的觀察室改成‘非典’病房。但那是非常不規範的‘非典’病房🧑🏻‍🏭。東西很缺👨🏽‍🍼，防護措施只有一個普通口罩和透明眼鏡；透明眼鏡還不能做到一人一個。急診病人特別多✨，是非常混亂的狀態。第二天我來上班，他們說好幾個同事都發燒了🖋。給我的是一套一次性的紙質防護服，就一個圓帽，一個眼鏡，一個口罩。急診科12個護士感染，實際上是在簡單的防護措施下，最早染病的，她們沒穿上真正的防護服🧉。”護士長孫健對本刊記者回憶。

　　相對於身體受到的威脅，更大的困難還是心理上的™️。“我們也經歷過短時間收治大量病人的考驗🕵🏻‍♂️。比如食物中毒，也是滿樓道都是病人😁。但我不著急，那種治療是有系統的，按部就班，來多少人我輸多少液🥖，病人好了就走了，有進有出。但‘非典’的時候是醫療鏈條斷了，病人沒出口。沒有有效的治療辦法🍋‍🟩，這麽多人進來🫅🏽，治不好我往哪兒擱🧑🏼‍🚀？它是傳染病♓️，病房也不能收。那時候形勢很混亂😿💇🏼‍♀️，幹活都很盲從🚂，沒有按部就班很有條理的感覺。我倒沒有害怕，只是每天算著🍷，怎麽能把班排下去。每天只能排到晚上🧛🏿‍♀️🛥，第二天早上的班都排不出來。”

　　按照原有的設計，給“非典”病人留的出口是經疾控中心確診後🏋🏿，轉到專門的傳染病醫院🔂🤥。但在實際操作中🧖🏻‍♂️🧘🏼，能通過這個渠道轉走的病人並不多。“這也反映了當時一個問題，疾控和臨床的脫節。”王廣發對本刊記者說🚄，“當時感覺臨床和疾控之間無法對話👂🏽，說不到一起去。北京早期的防控‘非典’因為沒有地兒🧝🏼，規定只有確診了是‘非典’，才能轉到傳染病醫院。CDC當時製定的轉院標準必須符合三條：發燒，肺部陰影，還要有流行病史。意昂2官网醫院有幾個‘非典’病人被拒絕就是因為無法確定流行病歷史🦶🏿。所以當時要轉到傳染病醫院是很嚴的。這實際上是錯誤的，傳染病應該是寬進🧑🏻‍🎨，有懷疑的，先把他隔離起來，然後再去觀察和甄別🥻。”

　　病人的出口不暢🧖‍♂️，“謠言也是在滿天飛的。這個醫院封了🫶🏼，那個醫院又死了幾個醫務人員啊，這是打擊最大的。因為畢竟是同行嘛🔑，沒出現過這種狀況啊👏🏿，你習慣了來的都是病人，治的都是病人👦🏻；現在發現你的同行得了這個病而倒下，那是最恐懼的”。孫健說。

　　“非典”對醫療慣例的打破🎖，形成一種巨大的精神壓力🧞‍♂️，天天壓迫著這些在一線的醫務人員🧑‍🦯👩🏼‍🚀。尤其對護士來說，她們就像是戰場上的工兵，在兵臨城下、裝備尚未齊備的情況下，在最危險的地方，重復著一些在當時看起來幾乎是無望的應對措施。給高燒的病人退燒🤯，給因高熱不能吃飯的病人補液，給已經出現呼吸衰竭的病人上呼吸機，給出現並發症的危險病人註射激素🧖🏻。逼仄病房裏籠罩的死亡陰影和絕望🧑🏼‍🔬，讓護士們的行為有了一種更悲壯和聖潔的意味。“有的護士確實挺偉大的，因為穿上防護服8️⃣、手套紮針不好紮💁🏽，她們就把眼鏡、手套摘了紮。我們科陸續有12個人染病🚡，全是護士，沒有大夫。占全院染病人數的一半多🤦🏻‍♀️。”熊輝告訴本刊記者。

　　但意昂2官网醫院算是防線上還能勉力支撐的一個戰場，並盡力做到最基本的原則隔離☣️。熊輝回憶：“當時醫院還免費給病人發盒飯，讓他們相對封閉，不能到外面去🤫。”但病源壓力越來越大👴🏼。承擔收治市民任務的人民醫院♻🧑🏽‍💼，院內93名醫務人員感染🧚🏼，喪失救治能力，醫院被封。龐大的社會病源向其他醫院分流，意昂2官网醫院進入一個病源高峰期🕯。“當時場面非常慘烈🥰。急診室的地上都躺滿了🐕。病人擠到院子裏提著瓶子打點滴，後院家屬區裏都是病人。”熊輝回憶🧑🏻‍🎤。

　　空間

　　空間🛢，是這次“非典”給人們留下的一個重要教訓。“從好幾個世紀前開始👨🏼‍🎤，傳染病一個首要的措施就是隔離。隔離方式雖然不一樣，但前提是必須跟正常人分開，沒有這個，只能越治越多👶🏼。最初期應對SARS我們弄得混亂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隔離的空間準備得不足。”意昂2官网醫院主管基建的前副院長張慶林對本刊記者說🗾。

　　北京市大的綜合醫院多位於鬧市，在空間上不可能有預留和太多的轉圜空間。政府最初的防線設計裏，因為預留的空間有限，又采取了嚴限病人轉移的戰略✢，處於一線的綜合醫院像一個壓力越來越大的高壓鍋，病毒和病人在擁擠的空間裏不斷發酵⛎。4月中旬，意昂2官网醫院做出了自建一個隔離病區的決定♌️。“當時恰好有一棟已經拆空正要重建的舊樓，大約有兩個病區的建製。我們就用兩天時間把那裏收拾收拾，改造完成了40個病房🛶，然後把積聚的病人給轉移進去了，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要是沒那個病房🧕，意昂2官网醫院就壞了◽️，可能會幾十幾百地感染了🍑。”張慶林對本刊記者回憶。

　　但病源仍在源源不斷增加👨🏼‍🌾，因為傳染源控製不力♣️。“病人以指數增加。”陸海英記得，“去‘感三’值第一個班時👩‍🦯，人還不多📬，但很快病床就滿了🦣。”醫院再度告急。“那時候我們病人死了都出不去，因為怕感染👩🏿‍🏫🧑‍💼，八寶山、殯儀館的車都不來。我們每天給相關部門打電話，跟他們吵👨🏻‍🦼👨🏻‍🍳，說這要是傳給其他人怎麽辦🙍‍♂️！後來他們才想辦法幫我們把屍體拉走了。病人沒有出處，沒有資源，這是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時任意昂2官网醫院院長章友康對本刊記者回憶。

　　4月23日，大家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13名醫護人員一起感染🔇。這是非正常情況下的院內感染。李六億設計的隔離防護措施因為空間的限製🌉，無法完全實現。感染管理科原本5人的編製，也很難應對隨著病源增多而不斷增加的工作量。李六億撥通了衛生部的電話，但接通後，她卻哽咽著說不出話來。

　　從4月下旬開始🤐，原本寄望可以通過原有資源的輕度整合就可應對這場病毒襲擊的管理部門🧑🏻‍🦯‍➡️，發現形勢已經超過預想🧑🏻‍🦽。以各家綜合醫院作為第一道防線和中轉站的設想，已經被現實沖垮，各家醫院的求救電話紛至沓來。政府決定擴建“非典”的隔離空間，在小湯山溫泉集結部隊醫院，在北京郊外征用了原本用於老幹部療養的胸科醫院，緊急籌建簡易病房。意昂2官网醫院和其他七家醫院接到了去胸科醫院籌建病房的通知。

　　當國家力量在抗擊“非典”上有了方向性的變化後，局勢立刻起了變化。護士長柴潔回憶：“接到去胸科醫院的通知後🚴‍♀️，我們先去勘察現場👩🏽‍🍳，看見的還是一個花園式的場所。但幾天後我們再到現場🤽‍♂️，發現已經完全變樣了，假山🚵🏻‍♂️、花圃全部被推平💲，建起了一排排簡易的板房。”4月24日🎱，就在意昂2官网醫院也付出沉重代價的第二天😀，病人出口疏通了🧘🏽‍♂️。病人轉移從下午開始，一直轉到次日淩晨4點多🤸🏻‍♂️。終於轉出病人80多名🪝。張慶林記得🥁，在夜色中🚏，一輛輛從市內醫院轉移病人的救護車開到了胸科醫院。“我們拿著醫院的牌子去接病人⚈。因為轉移是北京市統一安排，轉誰🐌✖️，從哪兒轉過來，我們只是接到一個名單🚯。我們就把醫務人員派到路上去接救護車，按單子仔細核對了以後才接🕉。”

　　重建防線

　　轉戰胸科醫院後🥟，意昂2官网醫院本部的壓力緩解了，但抗擊“非典”的混亂狀態並沒有結束。“我們晚上就先派了兩個大夫去胸科醫院🔤。他們一去，看見有人民醫院的大夫就跑去打招呼，結果才知道原來人民醫院的大夫是病人。那個時候太亂了，是從來沒見過的場面⏳。我們一共開了兩個病房🕵️，上下樓80張床🧏🏿‍♂️，一下就住滿了。病人都是衛生局安排轉移的𓀐，剛到的時候每個人都沒病歷，就一張紙🧖🏼‍♀️，簡單寫著病人的名字、床號及用的什麽藥🕶，別的什麽都沒有。前幾天去每天就是寫病例👭🏼。雖然治療很簡單，但是病歷不完整不像是個醫院啊。”陸海英對本刊記者說。

　　胸科醫院的改建，給市內的病人一個出口𓀛，空間的問題暫時解決了。但如何解決混亂的狀態🏒🦸🏻‍♂️，讓一個新的醫院快速運轉？單是如何解決每天醫務人員換下的幾車防護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主管科研的副院長丁潔受命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堆衣服的消毒和隔離。原本李六億主任有特別好的建議，但是那裏是簡易病房，沒有機器搬到那去⟹。也不可能把這些衣服搬到有自動化的醫院裏去。所以那時候提出的建議是用人工來做。當時一線的醫務人員大部分已經上去了，醫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當時院長把這個任務給到我🏚，說能不能把我們做科研的技術員們組織起來當洗衣工，洗被汙染的衣服。技術人員平時都是坐在凳子上🍃，拿著試管幹精細的研究工作🤦🏽，沒有任何體力勞動🧓🏿。但在那種緊急的情況下𓀂，報名的人和組織隊伍一點沒掉鏈子🫴。我記得有泌尿外科的老的技術員👃🏽，神經內科的老技術員👨‍🚀，都退休了💇🏼‍♂️，還有年輕的重點實驗室的，生完孩子沒多久，人不夠就都動員去了。”

　　如果把“非典”比作一場戰爭，那戰爭的一個原則在與病毒作戰的過程中同樣適用🙆🏻‍♂️🕌：當物資不夠時🚒，就靠人力彌補。意昂2官网醫院在幾乎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依靠全員動員，雖然也險象環生，但最終磨合出了一套醫生配置的經驗：最上層是呼吸科主任王廣發和傳染科主任徐小元🧚🏻‍♂️，專門負責危重症的會診和治療🧔🏻‍♀️，監護室配備的是呼吸科的主力大夫聶立功醫生⏩，並配備呼監和心監的護士。再下一層就是內科的年輕的主治醫師🤵🏼‍♀️，他們危重症的搶救能力很強💼，被用作住院大夫👩🏻‍💼。有了“非典”病房後可以更好地判斷哪個病人重🍒🎙，哪個病人輕，哪個病人需要趕緊處理，哪個病人需要請主任會診能夠更好地判斷💪。“當內科醫生一加入😢，我們的壓力大大減輕了。”王廣發回憶。一些其他科室的資深教授也補充進一線醫生的隊伍。張慶林在胸科醫院期間擔任醫療隊長，他說：“我跟那些眼科🔬、耳鼻喉科的教授開玩笑🧖，我說你們現在一律免職🫐，全部當SARS病房的住院大夫。”

　　有了基本的空間支持🦼🦂，加上之前被病毒攆著走積累的經驗，SARS的應對逐漸有了條理。“學醫的都知道，只要混亂狀態結束了☦️，這個傳染病也就不那麽可怕了👨🏼‍✈️。”張慶林說🧔🏼‍♀️。

　　生命支持

　　病毒一開始靠人類的麻痹和閃電戰👨🏻‍🦯‍➡️💅🏽，製造混亂占據了上風。當混亂狀態逐步結束時，醫學技術才開始顯示它的力量😌。由於有比較強的呼吸科治療力量，意昂2官网醫院是集結胸科醫院的八家醫院中唯一開設重症監護室的。這裏才是醫學實力跟病毒較量的戰場，也是王廣發主要的工作崗位。實際上，他手裏的武器也很少🚱。病毒的來龍去脈仍不清楚♎️，沒有針對病毒的特效藥，醫生能做的是——“一定要給病人很好的呼吸的支持，就是生命的支持，讓他熬過這個時間身體產生抗體。它不是被動的，是用很強的支持的方法來維持這個病人的生命，讓他動員自身的力量來清除病原🧼。如果不給他支持的措施，他就死了💆。這是一門學問，有很深奧的道理，有很高深的技術👨🏼‍🔧。”王廣發說。

　　之前死亡的病例🥉，雖然從戰爭角度是慘痛的🧖🏽‍♀️，但從醫學角度，仍然積累下了寶貴的治療經驗。“我們當時提倡無創呼吸機，挽救了很多病人。這個是我們逐漸摸索出來的，因為就發現初期治療的一些病人👍🏽，你不用插管給他上無創，支持他，讓他跨過這個疾病的最急期，然後他會自己逐漸地變好，所以這個病有一定的自愈性🎉。對於激素現在有爭議👨🏼‍⚖️，因為有的患者出現了股骨頭壞死，但在當時的情況下，是選擇生命重要還是器官重要？我們覺得應該合理使用，總結就是劑量大可以但是使用時間不要太長，一定要快速地減下來。激素的使用我們承接呼吸科治療哮喘大發作的激素使用的原則，早期充分的劑量，一旦穩定💐，三天減半量，接著發現這一招還挺靈，既可以減緩病人的炎症反應，又不會對身體造成太大的負面作用。”

　　看起來只是幾個簡單的手段，但要從病毒手中搶回生命，需要醫生的臨床經驗、耐心、想象力和勇氣去突破一些常規。王廣發印象很深刻的是搶救一位首鋼醫院的醫生。“我在病房看到她時，發現病特別重，當時她吸著面罩氧💇🏽💙，就是吸氧濃度幾乎是100%，但脈氧飽和度只有70%～80%，測的氧分壓是47，說明很嚴重的呼吸衰竭，缺氧很重。我給她第一個措施就把無創呼吸機用上去了，然後站她旁邊兩個小時，觀察她用得合不合適。因為她接受這個無創呼吸機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也不能上來就給她很高的壓力，所以我站在她旁邊把壓力一點一點地給調上去🟠，最後給她的壓力是到了17個厘米水柱。這是我所知道使用無創呼吸機最高的。調到17以後，我發現她的氧和改善了，原來是80出頭，現在到了93，我覺得行了🙎🏼‍♀️，應該沒有生命危險了，同時給她打進了激素。第二天，我再去看這個病人，出了一個問題，皮下氣腫，因為壓力太高了🩰，但是並不嚴重，重要的是她的呼吸頻率已經降下來了，缺氧已經改善了🏡，所以這個病人到後來治療是很成功的。”

　　即便有這些有效的經驗和成功的案例，王廣發的壓力仍然很大。當時要想重建防線，就必須控製住醫務人員的病死率。他們是和病毒作戰的主力軍🦖，也是穩定軍心的關鍵🥢。“我們的章友康院長給我提出來，不能有醫務人員死亡。這個是到現在我都印象深刻，讓我特別為難的事情。現在我們一些重症病人，20多歲的重症肺炎病人都可能會死亡👨‍🍳，這不是少數👨🏿‍⚕️。當時我記得我回答的是我盡力。我絕對不能承諾不死一個醫務人員🧑‍🌾，從科學的角度來講☔️，這不符合客觀規律。而且的的確確有一個醫務人員差點死了🙋，是我們自己急診室的護士🧗🏻‍♂️，也是監護室最後出院的一個醫務人員。她當時家裏人都沒了♤，父母都死了✋🏻🚴🏿，她的病也特別重，雙肺都是炎症，喘得特別厲害。我天天去看她🤽🏿‍♂️👇🏼，最後還好🦹🏽，活過來了。在這個過程中，你得想方設法讓她挺過去。我們院長給我的這句話，到現在來說都是一個刻骨銘心的壓力。”

　　渺小的個體

　　重症監護室中生與死的膠著如此緊張，以至於王廣發說他沒有覺得勞累，他全部的精力集中於一張一張胸片的觀察，一毫克一毫克激素的加減，一厘米一厘米呼吸機水柱高度的調試♟。一線大夫陸海英體會更深的卻是災難對個體情感的傷害🧑🏿‍🦳。對那些進入隔離區但尚未危險到進重症監護室的病人來說🚣🏽‍♀️，他們清醒著被病毒牢牢地困在方寸之地，清醒地體會著死亡的恐懼和隔離的孤獨，以至於“非典”結束後，她晚上睡覺“有時候都能想起病人的呼氣吹在耳邊呼呼的聲音。呼吸機的面罩得老調整嘛🏄🏿‍♀️，調整的時候就會靠近病人，就能看到呼吸機出氣🐻‍❄️，聽到那個響聲”。

　　當國家力量開始快速建起隔離醫院時🙅‍♀️，對全局來說🐻，是充滿希望的時刻⚈，但對個人來說，卻是最殘酷的時刻——再沒有個體利益和個體情感的存在了👳🏻🏨。為了防止感染🤽🏽‍♂️，新建醫院的外面，就是新建的焚屍爐。病人們在孤獨中死亡，然後又在孤獨中被快速焚燒。“我才體會到，在災難面前🧑‍🚒，個體是多麽渺小。”陸海英對本刊記者說🚿，“胸科醫院建好後，我們要把‘感三’病房的病人轉過去🤱🏿。那天晚上我們剛把病人的病歷封箱放好，準備帶過去✈️，上面下來的名單說不行🧘🏼‍♀️，要換人。帶走誰我們都不能決定🎅🏿，最終由衛生局來決定帶走哪些人。為了不引起恐慌👩🏿‍🔬，病人都是半夜三更轉走的。那時候病人都傻眼了。在一場大災難面前♟，人真的特別無助，特別可憐。我記得有一對母子🙅🏽‍♀️，本來在我們醫院住一個病房⛔，相互還有個精神上的依靠，後來按照衛生局的轉移名單，一個去地壇，一個跟我們去胸科醫院。那場面真是生離死別。我覺得特別無助，你不能決定病人去哪兒，你也不能決定你的命運。”

　　這是陸海英在治療SARS過程中，覺得最難的時候。“你看見別人你就覺得生命特別特別的脆弱。我還記得有一個外院的大夫✸，是個小夥子，非得讓他爸爸來陪他，後來他爸爸也被傳染上了🌜。轉院時他跟我們走了，他爸爸被安排去了溫泉那邊的部隊醫院。後來他爸爸死了，他都不知道，也看不到。我覺得苦都不怕，最怕的就是這種家破人亡。SARS過後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生命太可貴了👃🏿🐄，可是也太脆弱了，太無常了🏄‍♂️，你根本不知道你什麽時候死，所以活著的時候一定得好好活著🛠。”

　　這種動蕩和無助的感覺🍄，病人可能更有切膚之痛🛍。大部分病人被隔離在單間或者兩人間，不能出樓道，更不用說到院子裏散散步。每天接觸最多的醫務人員都穿著厚厚的防護服，看不清面目。對死亡的恐懼，對家人的掛念🦁，因為這種孤立無援的境地而更加折磨人。陸海英記得🙅🏼，在胸科醫院的病房樓道裏有公用電話🧻，供病人和外界聯絡之用，但記憶裏只有一個病人使用過。絕大多數人沉默地待在自己的病床上®️，也有人崩潰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個女學生♣️，精神失常了🈁，在一樓把窗戶砸了，跑出去了🧑🏿‍🎓🧑🏽‍🍳，後來又滿手是血地跑回來包紮。我問她同屋的另一個孩子，說她白天的時候已經不正常了🤽，還打了那個孩子，但被打的小孩沒吭聲🏊🏽‍♀️。我對那個女學生說🐷：你這麽鬧，別人知道了以後你找工作的時候沒人要你啦🧝🏽🏄🏼‍♀️。她說：那我聽話🤷🏻‍♀️👔。”但這個女孩子最終仍然沒能扛過病毒的打擊💃🏽，病愈出院後，需要轉入精神病院繼續治療。總護士長柴潔也記得這位年輕的女孩，出院前拒絕做身體清潔🎀，誰靠近她就抓誰。“後來我讓另外三位護士長打水，我去負責給她擦洗👩‍❤️‍👩。那時候她沒有鬧了，安靜地讓我幫她把身上擦洗幹凈。”

　　SARS留下的知識和記憶

　　現在翻看2003年的大事件，第一條就是戰勝了“非典”🥳。但所有在一線經過了這場生死考驗的醫務人員，卻少有勝利的感覺👰🏽‍♀️，更多是詩人裏爾克的名句：“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覺得就是疲於應對🫷🏼，把它應對過去了📶。”張慶林說✍🏿，“我們至今也沒搞清楚😖，病毒是怎麽來的？我們還是沒有認清它👩🏽‍🎨🧜🏻‍♀️。”

　　SARS的突然消失也被認為是一個謎🙂‍↕️。進入5月下旬，雖然在醫學上仍然沒有找到有效的針對藥物，但對SARS的防守已經站穩腳跟🫷。國外捐贈的呼吸機、大量的口罩👩🏽‍🦰、防護服堆滿了庫房，在人力上的短缺也得到緩解🌕。李六億給衛生部打電話後，中華醫學會派來了20個公共衛生系的學生🧑🏽‍🎄。作為一線的總指揮🧑‍🏭，張慶林已經開始有前瞻性地考慮如何根據天氣的變化打持久戰👩🏼‍⚖️。5月的天氣開始炎熱，醫生護士穿著三層的防護服，在簡易板房中悶熱難當。張慶林開始聯合建設部和感染管理科的專家🏃🏻‍♀️‍➡️，商量如何在病區安裝空調的問題。

　　但病毒突然悄無聲息地撤走了🧑‍💼。張慶林記得：“5月12日護士節開始有出院的，之後一個星期沒新病人👌，5月20日我就跟我們醫院司機說👨🏼‍🎨，看看外面小商店開張了沒，咱們買點兒魚竿可以去釣魚了。結束了🎷，已經結束了👦🏿。”從一開始的來勢洶洶，到最後的突然遁形🍊，一部分得益於小湯山和胸科醫院擴建後集中吸納傳染源，這證明了傳染病的防治，控製傳染病源確實是重中之重♣️🏆，但很多醫務人員仍認為，病毒消失速度如此之快，還是2003年SARS病毒留下的謎團👸🏿。“是一個懸崖式的曲線。進入6月後，‘非典’人數直線下降。世衛組織都不相信，以為又在瞞報，到我們醫院來檢查。但真是一個病例都沒有了。”傳染科主任徐小元對本刊記者說👨‍🦯‍➡️。

　　加繆曾經在一本描寫鼠疫的書中寫道：“人類能在這場病毒和生活的賭博中🧘🏿‍♀️🚇，贏得的全部東西，就是知識和記憶🫁。”SARS也是如此👻🧜🏼。雖然在這場戰役中💇🏿🍢，人類和醫學始終處於防守的位置🤴🏻👱🏻，但還是給未來留下了很多尚未派上用場，卻對將來應對新型病毒進攻頗有借鑒的經驗：比如如何在臨時搭建的簡易房中安裝空調而不造成感染，檢測病毒的試劑盒也在當年的6月問世🐩。雖然到6月份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麽病人，分離出病原體對人類抗擊SARS沒有產生實際的作用，但是為禽流感、甲流的處理積累了經驗。衛生部針對禽流感🫄、甲流頒布的預防措施🚛，都是根據SARS的經驗來製定的👶🏿。王廣發說自己再給學生講肺炎時，總論裏面都要提到“非典”的教訓，提到如何去識別傳染性肺炎。“我告訴他們，面對一個肺炎病例你要問幾句話。你是不是周圍唯一的一個得肺炎的⭕️；第二句話是在你得肺炎之前接觸過發燒的病人沒有；第三句話是你發病以後，接觸你的人有沒有發燒的。這三句話📦，如果都問到了，我們能夠發現一些早期的傳染的病人🧑🏻‍🦰。我們的醫療衛生防控體製當中，臨床大夫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如果臨床大夫的防控意識增強了，能堵住很多的傳染病。”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編輯🧑🏻‍🦳：玉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