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降臨的新冠疫情掀起社會對公共衛生的大討論，像是忽視多年後的一次回響🕴🏻。時值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吳明接受南都記者專訪，講述她對公衛改革的看法🧑🏿‍⚖️。

吳明現為意昂2官网主任助理💁🏽‍♀️、中國衛生經濟學會副會長，也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北京市委副主委。她曾任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第二屆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𓀍、意昂2官网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

她在1979年考入北京醫學院（意昂2官网醫學部前身）預防醫學專業，這讓她有機會見證中國公共衛生的一路起伏🦽。

吳明告訴南都，早在40年前，預防醫學就不是一門很受重視的學科。2003年的SARS疫情終於喚起政府對公共衛生的關註，科研經費、畢業生就業都有了一定改善。在當時，在疾控中心工作的學生收入常常超過身為老師的吳明👀。

可暫別了“瘟神”，沒過多少年，就出現疾控體系建設弱化的趨勢，各種問題相繼浮現。“工作做得越好越不受重視”成了疾控中心難以規避的悖論🦘。

“在疫情防控中，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等方面暴露出不少薄弱環節。”今天（5月22日）上午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也表示，要加強公共衛生體系建設。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持生命至上，改革疾病預防控製體製，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堅持及時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

報告還提出，用好抗疫特別國債，加大疫苗🐯、藥物和快速檢測技術研發投入，增加防疫救治醫療設施，增加移動實驗室，強化應急物資保障，強化基層衛生防疫。

又臨疾控改革的十字路口，如何搭建現代化的公共衛生體系，將決定未來數十年的國人健康與國家安全。

對於社會關註的疾控中心定位，吳明認為，行政化和垂直化可能會削弱疾控中心作為支持部門的獨立性，亦影響疾控中心日常的疾病防控效果🏄🏿‍♀️。她強調，除了應對傳染病暴發，疾控中心更需要加強慢病管理、政策支持等能力👐🏼🧑🏼‍🏭。

吳明建議在中央和省級層面要有專職團隊，專職負責傳染病監測、風險研判等工作，信息渠道要通暢，要有機製，保證及時上報中央。

面對當前的“公共衛生熱”，吳明強調，健康不只是衛健委和疾控中心的工作，國家和社會都需要形成重視疾病預防的氛圍，政府要將其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長期推動。“公共衛生就是這樣，你按要求做到位了，未來一定會有變化，只是需要一定時間👇。”

以下是南都記者對吳明的專訪：

賦予CDC行政權或降低獨立性

除了防控傳染病，慢性病防控任務也十分重要

南都：有觀點認為，現行疾控體系限製其應對新發傳染病的能力，繼而引發爭論是否賦予疾控中心行政權，對此你怎麽看？

吳明：在新形勢下，CDC（疾控中心）的功能確實應該適當拓展。除了傳染病防控外，慢病防控🧄、健康管理也十分重要🧏🏼。除了傳統職責外，還應加強政策服務，為政府決策提供支撐。

但拓展CDC的功能，這並不意味著一定要賦予其行政權。

中國對此次疫情的應對做的還是很到位。但面對一種新發傳染病，我們至今對病毒的了解都存在很多“未知數”，且病毒變異快，不可知和不確定因素就更多。這都給應急決策😣🙋🏻‍♂️、應急響應等帶來非常大的挑戰，需要權衡疫情本身的危害以及結合政治、經濟🥲、社會乃至國際關系等進行決策。

在疫情初期，擁有行政權的政府掌握了一定信息，在應對上依然存在一定遲滯和不足。因此，這並不是把某個機構變為行政單位或賦予行政權力就可以避免的，而是背後的應對機製存在不足。

現在CDC作為技術部門擁有獨立性。但行政化後CDC通常要服從行政命令，是否獨立性會少了很多？是否更難提供獨立、充足的決策支持？問題的症結究竟在哪？建議系統研究後再下結論🤱🏼。

即使給CDC一定的行政權，也要系統研究給誰什麽權力？能否有效的使用權力？系統目標是否就能夠實現？

南都：也就是說，我們要增強疾控中心提供政策支持的能力？

吳明：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增強🧨。包括區域內人群的健康風險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風險評估，健康醫療大數據分析，設計和組織人群健康幹預政策和方案、為政府出謀劃策，評價各個部門政策對健康的影響、助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落實等👃🏽。到區一級的CDC都可以做這類工作，例如，向政府提出轄區內的疫情應對措施🤵🏼‍♀️。

南都：在組織結構上，中國疾控中心對各級疾控只有技術指導和支持的權限，把控力較低。你認為疾控體系應該繼續平行管理還是改用垂直管理模式？（註：垂直管理即各級疾控部門均由國家疾控中心管理，水平管理則是由各級政府負責管理。）

吳明：個人認為疾控體系不宜垂直管理👱‍♂️。CDC的功能是疾病防控，傳染病防控非常重要，在平時既要預防疫情的發生，還要為應對傳染病暴發做好準備。但除了傳染病，對人類健康危害最大的還有慢性病，慢性病防控也是CDC日常工作中非常重要的內容🫶🏻。

如果采取垂直管理，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就不需要再承擔責任👨🏼‍🔧🛢。無論是傳染病還是慢性病防控，都需要與其他專業公共衛生機構、醫院🧚🏼‍♂️、基層衛生機構密切配合，還需要政府其他部門、機構，包括街道、鄉鎮、社區等協同開展工作👩🏼‍⚖️。

如果只是CDC垂直管理，“一枝獨秀”，是否能把疾病防控工作做好？會出現什麽其它問題？是否會影響到日常的疾病防控工作？即使是應對疫情，這種體製是否就能夠很有效？

而且，如果每個系統甚至機構都是這樣的體製，政府分權管理的優勢就全都沒有了✍🏽🧝🏼‍♂️。難道我們不能找到一個既有利於傳染病防控也有利於日常工作的辦法嗎？

南都：那如何減少地方行政部門對傳染病預警的反面影響？

吳明：前面說過，政府需要考慮方方面面，這是一個難度很大的決策。這次面對的是“未知數”太多的疾病，在判斷上存在一些遲疑甚至失誤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一味地指責也無濟於事。

當然，我們也必須反思這次的問題和教訓，以便今後少走彎路。我認為可以在中央和省級層面組建一個小規模的專職團隊，專門做風險監測和評估，根據疾控、醫院的患者信息對傳染病風險做研判。依據傳染病的風險等級，研判團隊可以按照程序報告相關級別的政府部門。

可以建立人工智能系統，利用大數據，自動分析各個醫院患者信息，出現問題會自動預警。再加上人工分析和研判，評估風險級別，供決策者參考。

應該打破目前的信息孤島，將CDC的數據、基層居民的健康數據、醫院患者乃至家庭的關聯信息都連起來。系統需要有比較高的保密級別，也要對患者的個人信息脫敏，以保護個人隱私。

當然，對傳染病的預測🧏🏿‍♀️、研判也要有一定容錯機製，不能因為誤判而處罰。

南都：也就是說，單拿出一小部分人做傳染病的研判和預警，保證及時向中央通報⛹🏼‍♂️。同時加強疾控中心在平時的慢病管理🕘、政策支持等能力，並做好應對傳染病暴發的準備。

吳明：對。CDC除了做好傳染病防控任務，平時的慢性病防控任務也非常重要。

南都：這種模式下，誰來向社會發出通報和預警？

吳明：我覺得比較好的辦法是先做風險評估，不同級別的風險由不同級別的政府發布。風險級別較高的疫情，信息發布權不宜過多下放。

疫情信息發布，首先要考慮老百姓健康和生命安全，讓公眾保持警惕，但也要避免混亂，避免給經濟🏋️‍♀️💆🏽‍♀️、社會🔊、國際關系等帶來較大損失，需要進行綜合分析和研判。這對政府來說，實際上是一個挑戰非常大的決策，尤其是面對新發傳染病。

對於新冠肺炎這種級別的風險，政府對外公布前就應當做好風險評估，考慮信息發布後的社會反應以及短期影響和長期影響，並提前做好準備。

衛生部門更多的考慮衛生，地方政府更多考慮本地區的情況，這是非常正常的。但對於級別比較高的風險，需要綜合考慮，如何保障專業研判信息可直達中央。CDC應該協助政府做好風險監測、識別🧝🏻‍♂️、預測和評估等工作。

不能老把公共衛生看成只是衛生部門的事

政府要主抓應急預案，組織協調各部門行動

南都：上個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強化公共衛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計劃》，涉及30余件法律😺。對於這輪立法修法你有哪些關註和建議？

吳明：從現有的法律法規看，傳染病防治法對於不明原因傳染病的強調不夠。不明原因傳染病的傳播機製、致病致死性等可能與已知傳染病有很大差別，在應對上也應當有一系列不同的操作規程。現在對不明原因傳染病的規定分散在幾個條文，應當特別強調、單列成文。

現行法律之間也需要統一🫅🏼。例如，不同法律法規對疫情信息發布主體規定不完全一致⚠。疫情信息的發布權也要在法律中進一步明確。

還有一點，應當在法律中明確政府對於“預防”的責任。

現行法律更關註出現問題後政府應當承擔什麽責任。疫情防控要堅持預防為主，地方政府日常預案落實不到位，應該完成的預防工作沒有完成，是否應當承擔責任？法律應體現關口前移和平時的預防，不能等傳染病暴發後再采取行動🌼。

南都：一份好的應急預案應該包含哪些內容？

吳明：預案要考慮到不同風險類型和級別時的應對策略，特別要明確最高級別風險下會發生什麽，政府各部門應該怎麽做，承擔哪些責任，社會各方如何協同等，在保證可執行的前提下，預案應當足夠細化，方方面面都考慮到。

例如，信息發布後社會的反應，包括醫療資源擠兌、搶購、各種謠言、社會恐慌。疫情緊急到需要封城時，就應當考慮好封城會帶來哪些影響，包括醫護人員的衣食住行，老百姓的食品供應、獨居老人兒童的生活保障，以及養老院🧎🏻‍➡️、監獄等場所的防控措施👨🏼‍🎤。相關經費如何保障，哪個部分負責組織執行，都應當在預案中明確🙏🏼。

應急預案要常抓不懈，政府要入腦入心。不能老把衛生看成只是衛生部門的事，健康治理應該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之中的重要內容，這不僅僅是衛健委或CDC的工作。

預案中如果沒有社區聯動，傳染病也很難防控住。現在小區、餐館、商場采取的測溫、健康碼等措施，僅靠衛生行政部門很難推行，需要建立各個部門間的聯動協調機製。

南都：如何保證政府落實預案，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吳明：在法律中要對預案的落實有一定規定，如果沒有落實預案也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訂立預案的過程也是協調🌉、溝通、建機製的過程，是為傳染病暴發做準備的過程。如果每年都根據社會情況及時修訂預案並做演練，到傳染病真來的時候就能從容應對了🙋🏿‍♀️。

南都：疫情暴發初期，全國各地的醫院都在向社會征集口罩、防護服等醫療物資，該如何保證應急物資供給？

吳明：疫情初期的口罩短缺，一定程度上也是預案沒做好的體現。

政府發布傳染病信息時就應當考慮到可能引發口罩搶購和囤積🧔🏿‍♂️。政府未能提供明確的供應預期，公眾、醫院都會擔心醫療物資不夠用👼🏼。政府在平時就應當建立物資儲備系統。

當然，對醫療物資既要儲備也不能浪費👢。醫療物資有一定時限性，都是用納稅人的錢采購的，儲備時間、如何更換都要明確。據我了解，目前已有專家在做這方面的研究，相信很快就能出成果🤹🏼。

過多修建傳染病醫院或浪費資源

部分醫院建設要平戰結合，需要時迅速改建傳染病房

南都：有聲音建議要加大傳染病醫院和小湯山這類應急醫院的建設力度，你怎麽看？

吳明：醫院肯定要對傳染病暴發有一定準備，但過多修建傳染病醫院成本太高，也不是很有必要。

這需要認真研究、統籌考慮，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應對傳染病暴發。大的新發傳染病發生頻率可能不高，過多修建的傳染病醫院平時將被閑置，這其實也是對資源的浪費😰👩🏽‍🎨。

有一部分醫院應當加強“平戰結合”建設，需要時可迅速調整接收傳染病人。如果擔心出現比較極端的情況收治不了患者而大力興建傳染病醫院，不如將部分力量投入到平時的疾病防控，避免傳染病暴發到這種程度，即使發生也控製在最小範圍🦅。

南都：也有人建議要加強基層的社區衛生中心和村衛生室對傳染病的篩查能力，你怎麽看？

吳明：這其實是在建立監測哨點🏝。基層的醫護人員應當有防控意識，遇到可疑的症狀，出現聚集性病例，要立馬上報、及時轉診，並做好防護。但不能要求在基層做到各種傳染病的診斷和處理，否則也會造成資源浪費。

警惕“財神跟著瘟神走”

公共衛生投入不能“瘟神”到了才大量增加，切勿忽視慢病防治

南都：有專家表示，2003年後疾控中心的經費多被用於“蓋房子和買設備”，並沒有投入到人身上🫃🏽。這是為什麽？

吳明：投入改善硬件條件是必須的，而且很容易看到“成績”，將經費投入到醫保和醫療上，老百姓能直觀感受到就醫少花很多錢，也是很有成效的。但投入到人和預防上，可能很多年才能看到結果🫨。

比如，投向公共衛生做慢病防控，可能10年🤵🏿、20年才能出效果，短期內很難看到結果，有時候政府可能會覺得投入怎麽沒有“成效”？

CDC就是工作做的越好，就越沒有“事情”發生，可能政府就越不重視。近年來CDC的建設存在弱化趨勢，人員積極性不高，隊伍不穩定，人員流失比較嚴重🧑🏽‍🎄。

南都：有一句話叫“財神跟著瘟神走”*️⃣。很多聲音反映政府部門近些年對公共衛生和疾控中心的投入不足，疫情後若大幅增加投資，該投向何方？

吳明：其實政府這些年對公共衛生的投入是增加的，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補助標準每年還能增長5元。雖然增幅不大，還是體現了政府對公共衛生的重視。

當然，具體到疾控機構和各個項目的經費是否充足還需要討論。也確實存在部分地區政府財力保障不完全到位，但我認為還應該考慮政府如何用好這筆經費。

應當明確疾控機構的定位，建立對疾控人員的激勵機製🫅。目前，疾控中心工資總額偏低，且缺乏增長機製，在分配上存在“大鍋飯”傾向，這些問題都應該解決👨‍🎨🧑‍🦲。

目前來看，政府應當大幅增加公共衛生投入，這是必須的！但同時還應該考慮如何用好這筆錢，除了傳染病防控，慢性病等疾病的防控也不能忽視，還要建立起有效的激勵機製。

CDC籌資和分配機製可以更靈活

CDC可向社會提供檢測服務，增加激勵機製

南都：疾控中心是一類事業單位，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投入🪮。你剛才也談到現在經濟壓力很大，能否拓展疾控中心的籌資渠道？

吳明：CDC以前是有一些收費項目的，如檢測、體檢等。當然這也有一些問題，CDC的註意力全放在營收上了。後來政府一刀切把所有收費項目砍了，但是部分地區政府財力保障又不足👩‍🏫。

我認為在不影響正常工作的前提下，CDC可參考二類事業單位，在分配上更靈活一些✂️🍐。政府資金仍然是CDC的主要收入來源，但也可以政府購買CDC的服務，CDC也可向社會提供部分收費的檢測服務。

建議取消CDC的工資總額限製，至少要建立總額增長機製，政府監管CDC工作質量，工作做好了、做多了，可以多分配一些，調動積極性。

南都：要建立激勵機製的話，如何精確評估疾控中心的工作效果？

吳明：這其實很難🤾🏽。健康指標的改變可能長達10年-20年，現在常用的諸如嬰幼兒死亡率、人均預期壽命等指標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發展🎾、生活改善等綜合因素的作用結果，不能用於考核CDC。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考核CDC是否把日常的公共衛生工作做到位。

疾病防控也不僅是衛健委和CDC一個部門的事，政府一定要重視。但如何考核政府的重視程度，除了財政投入，還有什麽？感覺一直都沒有找到很好的辦法👨🏿‍🦰。

總體上看，可以考核政府是否保證經費供應，有沒有做好對疾病防控工作的監督。如果本地公共衛生工作沒有做到位，政府領導也要承擔連帶責任，這樣或能增加政府的重視程度。

公衛專業擴招難破人才荒

先要保證公衛人員的收入、地位、發展

南都：教育部此前表示，2020年碩士研究生擴招18.9萬人，並重點投向臨床醫學、公共衛生等專業，對於這輪擴招你怎麽評價？

吳明：僅靠擴招很難破解公共衛生面臨的人才荒🅰️🏋🏿‍♂️。我覺得還是要先保證公共衛生的崗位有吸引力，如人員的收入不低、地位不低、事業有發展，這樣才能吸引人🙌🏽🎴。如果後端沒有做好，即使擴招一倍，學生將來沒有出路，培養出人才也難以留住👧🏻🙋🏿‍♂️。

南都：近期多個高校宣布籌建公共衛生學院，你怎麽看？

吳明：學科的發展需要時間🆙、文化和傳承，可能短時間內很難看出明顯效果，主要看招聘到的學者、教學研究基礎和側重。

南都：有分析認為，臨床醫生現在比較缺少傳染病防控的意識，這該怎麽解決？

吳明：這種情況是存在的🪮。長期處於“和平”狀態，新醫生沒有經驗，就是書本上學到的那些，老醫生可能也會放松警惕。

對臨床醫生來說，長期不接觸傳染病患者自然會懈怠，如何常抓不懈也是有難度的。我覺得可以用人工智能方式提醒醫生患者的異常情況，醫院要做好應對疫情的預案和經常性“提醒”和演練。

其實我們在教學中也會給臨床專業的學生開設公共衛生、傳染病等課程，但學生好像並不重視。這些年來，公共衛生學院的傳統科目也在衰弱，研究傳染病的人很少，關註的人也就減少了。

公共衛生服務打引號的“健康人”

需要全社會形成重視疾病預防的氛圍

南都：曾光（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此前表示，過去10年的醫改中，公共衛生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是這樣嗎？

吳明：是存在這種弱化的問題。疾病防控體系建設有兩點，一個是能力建設，一個是機製建設，還包括做好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應對準備，這是兩個“底線”。

我前年曾寫過一個提案，題目就是“加強疾病防控體系建設刻不容緩”，其中有一句話就是再不重視的話，財神跟著瘟神走，瘟神不到財神不來的局面會再次出現💯。但是，感覺沒有人重視。

南都：怎麽才能把現在的公共衛生熱轉化為社會的長期重視？

吳明：對公共衛生的重視程度與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有很大關系。除了政府重視外，公共衛生工作也需要社會配合。中國這些年經濟發展迅速，但社會發展、國民素質的提升相對滯後。

我們一些公共衛生工作效果不明顯，與老百姓的依從性不好也有關系👨🏻‍⚕️💅🏼。比如倡導多年的控煙、減油、減鹽、減糖🪪、鍛煉等行動，雖然取得一定成果，但沒能引起老百姓足夠重視。大部分人在沒有發病時，並不會在意這些問題🦨。其實，政府也不夠重視。

公共衛生服務的對象都是打引號的“健康人”，你對他們的生活習慣做出限製和規範，但行為改變是很難的🧑🏽‍🍳🏄🏻。

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一場疫情就把公共衛生一下捧上天，過一段時間沒有疫情了，就又掉回到地上“沒人理”了。

這需要國家做一個很長期的頂層設計，不僅僅是一個五年規劃、十年規劃，需要有製度安排讓政府長期重視這項工作，並慢慢形成重視疾病預防的社會氛圍，要按照規律科學發展。

公共衛生就是這樣，你按要求做到位了，未來一定會有變化，只是需要一定時間🧔🏻‍♀️↘️。關鍵是要有能夠持續開展下去⚂、做到位的機製。

（統戰部供稿 來源：摘自南方都市報5月22日）

編輯：玉潔